少年时我在湘中的山村里听家族长老讲过故乡许多往事，有两件记忆犹新。

　　一是距我村十几里地的龙溪铺镇，有一位大地主李主一，其儿子李文(号作斌)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后官至兵团司令，1949年鼎革前做过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李文已经是中校营长，参与了东征与北伐。李主一却在老家被农会批斗，受尽侮辱。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李主一残酷地报复了侮辱他的农会领袖。

　　二是老家有个著名的败家子。他尚年幼时，父亲带着他去看自家一丘面积达十几亩的水田，说“这丘田是祖业，得世世代代传下去，田太大，没人能一次出钱买过去”，此儿立马应答：“很容易，我像划豆腐一样把大田分开，一块块地卖出去!”父亲忧心忡忡地感叹“这是败家子投胎”。

　　这两件事被乡前辈、作家莫美写成了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墨雨》。莫美的故乡地处湘中的涟源市，此地与我家所在的县隔着湘中最高峰龙山，清代和民国时期处于湘乡、新化、邵阳、安化四县交界处，为附近居民、货物顺涟水源头之一孙水去省城的重要码头，大致上位于湖南省的地理中心，以全国而言，则是腹地的腹地。

　　湘中民风强悍，多尚侠轻死之人。自湘军崛起后，这里的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历次重大社会变动中，都不甘寂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两党合作在湖南大办农会，亦是如此。《墨雨》即是以这一大事件为历史背景，以湘中农村为地理背景而展开的。正如我们不能把《孽海花》仅仅看作虚构的小说那样，《墨雨》亦是体裁虽为小说却有着重要历史和社会学价值的文本。

　　《墨雨》塑造了众多的人物，有德高望重的绅士，有惜财如命的土地主，有志存高远、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有和东家关系融洽的朴实长工，有流落江湖的女伶人，更有本书的主人公之一：因败家而成为乡村社会边缘人的书落壳。

　　在革命洪流的激荡之下，不同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中的边缘人、被乡亲们所歧视的混混(即书中乡亲嘴里的“溜子”)书落壳开始了屌丝逆袭，积极参加农会运动，一步步登上农民协会委员长的位置，从而成为杨柳镇方圆几万人命运的主宰者。

　　农民运动之前，杨柳镇——或者说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秩序是由乡绅梅浩然和镇长张麻子为主而共同维护的。官府和宗族联手治理的乡村自然不是什么桃花源，有其残酷和虚伪的一面。但也必须承认，在乡村熟人社会里，有权势者尚要遵循某些底线原则。革命来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旧秩序，建立一种新秩序，旧有的基层官僚和乡绅必然是革命的对象——不因其平时的善行和好名声而得到豁免。如梅浩然这位远近士民尊重的秀才老爷，其长子成为国民党军官次子则是共产党员，但他作为一种旧秩序的符号人物，仍然被掌握权力的书落壳抓过去批斗，来震慑乡里，以便于新秩序的建立。

　　打破旧秩序的方式是否合法或曰过于暴力?要建立的新秩序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不是书落壳这类边缘人参加革命时所要考虑的。他们最直接的动机就是：只有在大乱中才能逆袭，才能改变边缘人的命运。阿Q对革命有着天然的向往，因为那是他人生中搬离土谷祠、娶上吴妈、睡秀才娘子的宁式床唯一的机会。此书中的书落壳等人在掌握农会权力后，其行为可用一段有名的话来形容：“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对于边缘人或者说社会底层中非良善之辈的溜子成为运动积极分子，运动的领导者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如梅浩然的次子梅思贤，就在杨柳镇长大，他对书落壳的种种劣迹非常熟悉，运动一开始时很是轻视这位想自己献殷勤的溜子。但他逐渐地认识到，要发动广大农民向坚固的旧秩序宣战，要破除乡民心中对乡绅、官员的种种畏惧感，必须让书落壳这样的溜子打冲锋，这类人胆子大、心眼活，做事没有顾忌。利用书落壳这类人成为了革命的策略。

　　革命的滚滚车轮碾过时，包括这架机器的打造者也往往无法左右其方向。如梅浩然的次子梅思贤和另外一位大学毕业回乡的鲁飞，虽是各地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但群众的疯狂被激化，书落壳这样的溜子掌握了群众，必然产生巨大的反噬能力，而不受始作俑者的控制。因此当书落壳决定枪毙张麻子，梅思贤以上级组织的名义要求将张麻子押送县城由特别法庭审理而被拒绝；甚至他的父亲梅浩然被书落壳游街，他也无法阻止。——这就是历次革命的逻辑。革命将边缘人视为冲破旧势力的工具时，反过来边缘人亦把革命视为改变命运的工具。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是“革命”，国共两党都自许为“革命”的道统继承者和诠释者。他们的分歧则在于宣称革命是为了谁和依靠谁，尤其是后者分歧更大。如《墨雨》所描绘的那样，当共产党主导的农会对乡村地主乃至富户进行全面清算时，书落壳这样的边缘人大声叫好，被清算的乡绅的子弟却是国民党军队的骨干，是国民党必须依靠的力量——即国民党的基本盘。张麻子的儿子张立功任北伐军营长，带兵回平安县清乡而对农民积极分子大开杀戒，梅浩然劝说无果，失望地对张立功说：“共产党控制农会，大杀所谓土豪劣绅，真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吗?笑话!国民党控制了军队，又大杀共产党人。农民运动那样乱搞，国民党就没有一点责任?那些共产党员，真的都该杀掉吗?今后共产党有了军队、掌握权力怎么办?还不又是大杀国民党员?这样杀来杀去，有个了结吗?”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农民运动，是彻底失败了，国民党员张立功带兵清乡，共产党员梅思贤远遁他乡。可二十多年后，胜负倒过来了，“梅思贤”们回乡领导了土改和镇反运动，而“张立功”们不是远走台湾就是被镇压。那些积极参加农民运动而侥幸活下来的边缘人或者底层农民，命运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吗?

　　其实历史给出了答案。今天的舆论又在呼吁催生新乡绅，可新乡绅的土壤何在?而新一代的边缘人——书落壳的后辈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难道寄希望于又一场革命吗?这当然是《墨雨》这本历史小说无法回答的大问题。